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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和上诉


对比京天利判决和金亚科技判决书解读北京法院的法律适用法定精神远超成都法院


京天利赔偿的判决金额示意图:

北京法院认为,2015年5月18日不能确定为本案的虚假陈述揭露日,2015年6月23日应为本案虚假陈述揭露日。理由如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之虚假陈述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虚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者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对于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一是虚假陈述行为应为首次公开披露;二是披露应是在全国范围发行(播放);三是该种披露必须对证券投资者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本案中,2015年6月23日,京天利公司发布《立案调查公告》,首次向投资者公布因公司关联关系及相关事项未披露,被中国证监会进行立案调查,且中国证监会亦是以京天利公司未披露其与上海报春之间的关联关系而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立案调查公告》的内容与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并进行处罚的内容相一致,同时,在京天利公司发布上述公告后,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7月8日的十二个交易日,京天利公司的股票价格呈现了连续12个跌停板,已构成陡峭波动,足以对市场起到了足够的警示作用,故该日应确认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对于2015年5月18日的媒体报道是否能确认为揭露日,北京法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2015年5月18日,价值线、新浪财经、中国经济网、凤凰财经等相关媒体以原创和转载的方式对于京天利公司与上海誉好公司、上海报春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同业竞争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报道,但最先发布上述内容的媒体--价值线系微信公众号,其并非全国性媒体;其次,京天利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0日和5月21日对于上述媒体的不利报道发布了《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和《关于媒体报道的补充公告》,对于其与上海报春、上海誉好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予以否认,令市场对于上述媒体报道的可信度产生质疑;第三、各媒体报道了上述内容后,从京天利公司股票2015年5月18日至5月29日的十个交易日的价格走势看涨跌幅程度正常,未出现陡峭波动,因此,可以认定上述媒体的报道对市场尚未起到足够的警示作用,故该日不应确认为虚假陈述揭露日。

京天利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中的否定情形的问题。北京法院认为,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了被告举证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京天利公司称其公司股价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的下跌系由证券市场异常下跌等因素所指,该因素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其他因素”,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上述规定中未明确“其他因素”的具体指向。其次,无论是系统风险还是其他因素,均应是指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是整个市场或者市场某个领域的所有参与者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人亦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而投资者发生的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但是对于此种风险因素,首先要由京天利公司举证证明造成此种风险的事由存在,其次应当证明该事由对股票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全部股票价格大幅涨跌,导致了风险的发生。本案中,虽然京天利公司称其股价在2015年6月23日至2015年7月8日期间下跌是因政府采取“去杠杆”措施造成的,但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该因素对股票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全部股票价格大幅涨跌,导致了风险的发生。综上,本院认为京天利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存在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在此基础上,本院对于京天利公司提出的鉴定申请以及专家出庭申请亦不予准许。

金亚科技赔偿的判决金额示意图:

成都法院认为,金亚科技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的揭露日为2015年6月5日,上述原告的损失与金亚科技的虚假陈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是根据揭露日(2015年6月5日)至基准日(2016年4月8日)期间金亚科技股价和创业板指数的走势可以看出,金亚科技的股价下跌既受到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影响,又受到了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属于多因一果。

正是因为如此,成都法院认为应按照相对比例法,扣除系统性风险对金亚科技股价下跌的影响,判令金亚科技按照法院认定的原告损失金额的12.29%进行赔偿。

从成都判决书逻辑质疑点看,乾清网络律师联席讨论认为 :

1、 同样是2015年五六月作为虚假陈述揭露日的法律事件时间段,两只股票同类案件没有差别,说有差别是不客观的,两只股票都在中国股市里进行交易,只有人为的差别,即法官认识思路、法院判决逻辑的差别

2、 基于1,当时当月股市正处于政策去杠杆,股指大幅下跌的阶段,这一点上两支股票也没有差别。金亚科技是10天交易日,京天利是13天交易日,股民所面临的交易机会几乎是相同的,在法律上是无差别的,因果关系完全相同。但法律结果大相径庭。

3、 北京法院在京天利判决的法律适用中追求法定精神,准确适用法律,科学阐法用法。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进行了字面文义解释,根本没有如成都法院那样用一个抽象的多因一果理论名词来代替法律和司法解释本身。从价值观上我们完全赞同北京法院的法理逻辑论证、理性精神,但非常不赞同成都法院动辄用法律名词来代替客观事实,曲解法律事件的时间事实和股市交易的客观政策、客观情况、客观规律,以想当然的逻辑概念扣除掉了股民的亏损赔偿金额。尽管这一扣除按照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应当由被告举证,而且被告的举证根本无法证实被告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和原告的损失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这一因果关系本来已经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被告的举证并不能满足最高法司法解释中的明确要求,但却在成都法院的判决中得到了认可(反之在北京法院的判决中予以全盘完整的否决和驳回请求),支持扣除股民亏损赔偿高达87.71%比例的金额。

4、 我国司法不实行判例法规则。但成都法院准确适用法律,既是法律对判决逻辑的要求,也是宪法对法院适用法律的要求。最高法院近年来大力推进案例公布指导制度,目的就是指导各级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告诉人们不要曲解法律,成都法院的判决逻辑难道不应遵此严格执行?另辟蹊径,创立新法那是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的权力,我们应当谨记,法院也应当谨记,这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要求。

其他观点:2015年6月5日至2016年4月8日期间金亚科技仅10个交易日,同期创业板有206个交易日,以创业板206个交易日对比金亚科技10个交易日的跌幅,显属不公;除此之外,金亚科技停牌限制了原告的交易机会,原告无法获利了结,也无法及时止损,但该期间大盘的全部跌幅却要原告承担后果,显失公平。

虚假陈述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创业板指数虽然出现了大跌,但个中也出现了上涨,只不过后来又跌了回去。按照成都法院的说法,如果不是上市公司停牌,在指数上涨期间投资者可逢高卖出,以减轻损失。但由于停牌,导致投资者错过了逢高卖出的机会。这同样是由于上市公司方面的过错所造成的。而且,金亚科技自2015年6月5日开始连续跌停,主要原因为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创业板开始大跌的时间,出现在金亚科技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停之后。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者的赔付比例最少不得低于30%。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谈保护投资者时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证监会党委和我本人会因为某件事掉几根羽毛,但与保护投资者这一天大的事比,掉几个羽毛算什么呢,只要把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好,掉的几根羽毛还会长出来。”所以才有我们法律人对此问题孜孜以求的深刻认识和正本清源。